■ 求学生涯
    李可染，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出生在江苏徐州一个平民之家，取名永顺。父亲是贫农，逃荒到了徐州，先以捕鱼为生，后来又做了厨师。母亲是城市贫民，双亲均不识字。李可染自幼喜欢写字画画。13岁时，拜在徐州画家钱食芝门下，学画山水。钱食芝深喜这个小弟子，曾在题画中称赞道：“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自鹏搏上，余惭鹢退飞。”16岁，考入上海美专师范科，22岁，他以同等学历投考国立杭州艺专研究部。该研究部是培养西画研究生的，而李可染没学过油画。他抱着一拼的态度，临时向另一位考生学了些门道，考试时根据少年时画戏曲人物的夸张手法大胆涂画，没想到林风眠校长十分欣赏，认为大可造就，破格录取。
    初入学时，李可染素描很差，他不分昼夜地苦练，一年后竟成为全校素描成绩最高的学生。当时的杭州艺专，学术气氛很浓厚，中、外籍教师经常向学生介绍西方近、当代艺术，李可染在学画之余，还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眼界大开。1930年，他参加了左翼学生组织的“一八艺社”，鲁迅曾写《一八艺术社习作展览会小引》，称赞他们的作品“是新的、年轻的、前进的”。1932年，国民党政府取缔一八艺社，许多成员被学校开除。本来已经留在学校工作并准备送法国留学的李可染，也未能幸免。林风眠没能力留住他，派人送去60块钱，让他快快离校，自寻生路。

    ■ 拿起笔，做刀枪
    1930年，李可染与著名戏曲家苏少聊的女儿苏娥结为伉俪。二人是因为都喜爱美术和京剧而走到一起的，琴瑟和谐。李可染从杭州回来后，在当地民众教育馆担任美术干事，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国人的抗日呼声一天天高涨。李可染利用在民众教育馆的条件，以画笔做武器，创作了很多抗日宣传画和漫画。“七七”事变后，他又组织了宣传队，乘牛车到村镇里宣传。当年底，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来，他义愤填膺，决心去大后方。他先到西安，再到武汉，参加了由郭沬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的工作。李可染和老同学力扬合作，在武汉和从武汉撤退的路上，创作了一大批尺幅巨大的宣传画，这些画都画在布上，用墨笔勾画，敷彩薄，是一种粗狂强劲的风格。

    ■ 金刚坡下的艺术生活
    1939年春，李可染随三厅到重庆。刚安顿下来，他就得到一个极为不幸的消息：苏娥于上海病逝。李可染是重感情的人，但在战争环境里，他只能把痛苦埋在心头，从此患了失眠和高血压症。这期间，他住在重庆郊外的金刚坡，房子靠近一间牛棚，他夜不成眠，总是听见水牛吃草和喘气的声音。他想到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觉得人也应像牛那样默默地奋斗。从此，他开始用水墨画水牛，用水彩画金刚坡周围的风景。
    1942年，李可染的一些水彩、水墨风景被徐悲鸿偶然看到，大为欣赏，他托人带信，要用自己的画换李可染的一张画。徐悲鸿这种真诚提携后进的精神，使李可染大为感动。二人从此订交。次年，国立艺专聘请李可染出任国画讲师，他觉得自己的传统功夫不够。于是下苦功钻研传统。
    在国立艺专，李可染认识了在雕刻系就读的邹佩珠，除了美术上的共同志趣，他们还都喜欢京剧，邹佩珠甚至能唱整折的老生戏。每当友人相聚，邹佩珠清唱，必是李可染拉琴。两人自然而然地相爱了。李可染以画牛出名，邹佩珠是7月7日出生，正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相应，一时传为佳话。1943年，在老校长林风眠的主持下，他们结为夫妻。
    1944年冬，为了给降生的孩子（李小可）准备生活用品，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了一次个展。徐悲鸿写了序言，老舍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评论说：“在穷苦中，偶尔能看到几幅好画，精神为之一振，比吃了一盘白斩鸡更有滋味！幸福的很，这一次入城就赶上了可染兄的画展……论画人物，可染兄的作品恐怕要算国内最伟大的一位了……可染兄的人物是创造，他说那是杜甫，那就是杜甫，他要创造出一个醉汉，就创造出一个醉汉———与杜甫一样可以不朽！”“可染兄极聪明地把西画中的人物表情法，搬运到国画里来，于是他的人物就活了。他的人物有的闭着眼睛，有的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有的挑着眉，有的歪着嘴，不管他们的眉眼是什么样子吧，他们的内心和灵魂，都由脸上钻出来，可怜的或笑着的活在纸上，永远活着！”

    ■ 拜师齐白石
    李可染最初是透过徐悲鸿熟悉齐白石的。1946年，39岁的李可染经徐悲鸿引见，拜见了86岁的齐白石。他拿画给白石老人看，老人先是坐着，看着看着就站起来问：“谁是李可染？你就是李可染吧！你的画才是真正的大写意！”从此他们成了忘年交。一次，白石老人突然问：“可染，你愿不愿意拜师？”可染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孝敬您老人家，不敢行拜师礼。”老人听了十分高兴，说：“不用你花钱，我有钱。”当天留他吃饭，举行了拜师礼。直到1957年齐白石去世，李可染相随老人整整十年，成为白石老人晚年最得意的学生。齐白石爱李可染的才华，也喜欢他的实在，无论什么事情，都愿意让他去办。事情不管多么麻烦、琐碎，李可染和夫人邹佩珠都耐心去做，并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在他看来，齐白石是一座艺术上的高山，能为老师做一点事，是一种幸福。齐白石对李可染的艺术十分推重，曾在画上题道：“昔司马相如文章横行天下，今可染弟之书画可横行矣。”他凭着丰富的人生和艺术经验，看出李可染是继他之后大有希望的艺术家。
    李可染是个善于学习的人。从画面上看，他的山水、人物，都不像齐白石，他也极少临摹齐白石的作品。他曾多次谈过，自己一是学白石老人对艺术的真诚与勤奋，二是学齐白石的笔墨，特别是力透纸背的慢行笔画法。在拜师齐白石之前，他的水墨以勾勒和泼墨为主，行笔很快，生动有余而沉厚不足。他从白石老人的用笔悟到“慢”的方法与意义，他后来的山水画，主要从这个“慢”字上寻求笔墨的内在意蕴。李可染在山水画教学中反复讲：“线的基本原则是画的慢，留得住，每一笔要送到底，切忌飘，要控制的住。”大抵都源自对白石老人笔墨的学习。

    ■ 重新发现自然美
    李可染产生革新山水画的想法，始于1950年。他当时的口号是“深入生活”和“接受选择”，用他后来的话说，是“精读大自然”，而精读的方法唯有写生。他的写生贯穿于50至80年代，而集中于1954至1959年，先后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广东、广西、陕西诸省，每次出去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以上，都画回大量作品。最久的一次八个月，行程两万多里，得画两百余幅。为了一个好的景色，他经常徒步走数十里；每画一幅写生都要坐几小时甚至一天。在荒山野地之中，渴了喝几口凉水、饿了吃两口硬烧饼的境况是常事，有时还会遇到狂风大雨、急流险滩。为了写生，他付出了坚苦的代价。
    1954年，在北京举办了“李可染、张仃、罗铭写生画展”，引起了画界震动和争论。面对争论，李可染刻了两方印：“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并继续他的写生旅程。1959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八大城市举办题为“江山如此多娇：李可染水墨写生展”，并出版《李可染水墨写生画集》，他在山水画坛的地位开始得以确立。
    中国画论一向提倡“行万里路”“师法造化”，近代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诸位名家，都是写生高手。主张以西方写实主义改造传统绘画的徐悲鸿学派，更把写生（素描、速写）作为法宝。李可染的写生主张与这些画家的不同之处在于：
    一曰“掌握自然规律”。
    在李可染看来，自然规律就是物象的“客观特点”，如结构、纹理、光线、质量感、空间关系等，掌握它们就需要先认识它们，在做法上则需做到又看又画。而看只能得到一个模糊印象，只有写生才能真实具体的掌握它们。李可染有专门画树、画山的速写本，其中有一本题名《山的研究》的素描，画的竟都是山的照片。这种“掌握自然规律”的努力，在山水画家中是极少见的。
    二曰“要发现前人未发现的东西”。
    这是李可染常说的一句话。他认为自然真实的东西变化无穷，前人不可能穷尽它。要突破前人框框，就必须对造化有新的发现。如何才能有新的发现呢？除了认真观察之外，他特别强调“不带成见”四字。说：“抛掉成见，以为自己像是从别的星球上来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觉，就能发现过去未发现的东西。”
    三曰“从对象中挖掘新的表现方法”。
    从写生开始，他就有意识地放弃传统笔墨程式，根据对象的形质特征和真实描绘的要求，寻找新的画法。他认为，凡是不能真实表现对象、不能真切传达现代人感觉的方法就应当放弃或改造。说：“形式要和现实结合，不然就没有生命。”
    四曰“从丰富到单纯”。
    李可染画写生，最初极力追求描绘的丰富性，为了丰富，画面宁可繁、乱、脏。他比喻说，要像榨油那样，把景色的好处一点一点的榨取出来。丰富之后，再追求单纯和整体感，最后取得寓丰富于单纯的效果。
    五曰“酝酿意境和意匠经营”。
    李可染深知艺术不能一味描摹对象，因此经常强调对现实不能“愚忠”，不能把对象都画成“死的标本”。他提出“酝酿意境”，是指写生时要投入情感，做到景情结合。要“意匠经营”，则是指精心设计表现手段，精心处理构图、形象、层次、气氛、笔墨等等。大体说，李可染谈意境不免有些空泛，谈意匠经营则滔滔不绝，具体而微。

    ■ 自然美和笔墨的统一
    笔墨在传统水墨中，兼具造形和表现意趣两种功能，出色的笔墨，往往不受物形的约束，而自具形质与神韵。失去了笔墨，就失去了传统水墨画的基本特质。李可染有很好的笔墨功底，但在初期写生中，他有意识地弱化笔墨，借鉴水彩画的方法以追求描绘的真实性，后来，他又努力把笔墨融会到形似景观中去。
    1956年的写生作品，笔墨对刻画物象的从属性还很明显，到1957年，这种状况开始变化：对形的控制松动，对笔的力度、起收、刚柔变化，对墨的层次、虚实和韵致，都更重视了。但他谨守不用传统技法去套自然的原则，致力追求自然美和笔墨的统一。
    李可染的写生作品和黄宾虹的写生作品相比，可以看到李氏作品得到了更新的境界，更强的自然真实感；但论笔墨的丰富性和独立审美价值，还是黄氏更高一筹。如果拿李可染和徐悲鸿、吴作人、吴冠中等人的风景写生相比较，那么，不论在刻画对象的真实丰富感，还是笔墨的扎实、考究与创造性方面，李可染又都胜一筹。
    这样我们就看出了李可染在横向比较中的位置。在追求山水画的新意境、新感觉，以写生方式改造传统山水画的20世纪画家中，李可染的最大成功之一，是他在回归自然真实性、独得新感觉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并丰富了水墨画的笔墨性。

    ■ 澄怀观道 东方既白
    70岁以后的李可染，艺术创作进入了更理想、更自由的时期，他在绘画上要求“神韵”，以达到“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之境。1984年，李可染题写“澄怀观道”四个字，以此作为自己半个多世纪艺术理想和人生追求的总结。“澄怀观道”一语，出自六朝山水画家宗炳。宗炳好山水、爱远游，归来之后将所见景物绘于墙壁之上，卧以游之，谓“澄怀观道”，享受骋目山水之间，心游自然之境的至美、至乐之情，曰：“抚琴动操，令众山皆响。”李可染也曾踏遍祖国的秀美山川，他通过自然来开阔心胸，丰富阅历，而胸怀和阅历又直接影响和丰富了他艺术创作的意境、格调和境界。

    ■ 胸中丘壑 笔底烟霞
    晚年的李可染，主要在室内进行创作。他说：“传统已经看遍了，山水也看遍了，画画的时候什么都不用看，白纸对青天，胸中丘壑，笔底烟霞。”
    “文革”开始后，李可染被批斗，住牛棚，而后被下放湖北省丹江口干校劳动改造，夫人邹佩珠下放河北磁县，两个儿子一个到内燃机厂当了工人，一个到内蒙插了队，女儿则远走宁夏固原的贫困农村。大约有六年时间，他不能画画。直到1972年才回到北京，受命为饭店作画。虽是画山水，也属于政治任务，在题材上多取革命圣地风光，在画法风格上小心拘谨。他一度因为用墨多，画面浓重，被批判为“黑画”，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一度罹患失语症。
    “文革”结束后，李可染重新焕发了艺术生命，许多作品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代表了他一生创作的最高水准。这些作品的风格，可以用“深秀缜密”四字概括，“深秀”即深厚、茂密而又秀润。这一特点和李可染所取山水对象的地理气候特质有关，他着重刻画南方山水的湿润、青翠，而不是北国山川的荒阔、雄峻和高远。他笔下黑色，滋润而明亮，犹如苍苍翠色，正与古人说的“高墨犹绿”相合。“缜密”指画风严整，结构紧密，李可染中年后画山水强调经营设计，因而形成缜密多于活泼的特点。其长处是深入精致，不足处是缺少机敏和灵动。
    晚年的李可染，意识到艺术创作上的自由状态是极重要的，其作画的随机因素逐步加大，笔墨的独立性也日益强化，如他在《水墨山水》上题的“晚岁信手涂抹，竟能苍劲腴润，腕底生辉。”这意味着他要进一步向从心所欲的方面转化。
    可惜上苍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1989年末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李可染因心脏病突发，一代大师猝然逝世于家中。
    回首李可染先生82年的人生旅程，我们发现，他的艺术之路的每一次演变和转折，无不与时代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在艺术上的每一步探索和革新，都贯串着传统与现代、时代与自我、继承与创新的挑战。李可染的艺术创作在20世纪所做出的种种探索和自我革新，总是与时代的脉动相呼应，体现了一名艺术家以赤诚的爱国心和强烈的使命感，回应国家和民族的召唤，为救亡图存、国家发展、民族文化复兴努力奉献着自己的力量。李可染先生辞世已经21个春秋，但他仿佛从未远离我们。相信很多人心中都闪动着这位和蔼长者的身影，为他高贵的品格和艺术精神所感动，会有更多的后学之人像他一样，为“东方既白”的祈愿而努力实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