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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东方既白 世纪可染 2010年5月15日    来源: 文/尹秀娟 美术/苗永清

    ■ 求学生涯
    李可染,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出生在江苏徐州一个平民之家,取名永顺。父亲是贫农,逃荒到了徐州,先以捕鱼为生,后来又做了厨师。母亲是城市贫民,双亲均不识字。李可染自幼喜欢写字画画。13岁时,拜在徐州画家钱食芝门下,学画山水。钱食芝深喜这个小弟子,曾在题画中称赞道:“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自鹏搏上,余惭鹢退飞。”16岁,考入上海美专师范科,22岁,他以同等学历投考国立杭州艺专研究部。该研究部是培养西画研究生的,而李可染没学过油画。他抱着一拼的态度,临时向另一位考生学了些门道,考试时根据少年时画戏曲人物的夸张手法大胆涂画,没想到林风眠校长十分欣赏,认为大可造就,破格录取。
    初入学时,李可染素描很差,他不分昼夜地苦练,一年后竟成为全校素描成绩最高的学生。当时的杭州艺专,学术气氛很浓厚,中、外籍教师经常向学生介绍西方近、当代艺术,李可染在学画之余,还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眼界大开。1930年,他参加了左翼学生组织的“一八艺社”,鲁迅曾写《一八艺术社习作展览会小引》,称赞他们的作品“是新的、年轻的、前进的”。1932年,国民党政府取缔一八艺社,许多成员被学校开除。本来已经留在学校工作并准备送法国留学的李可染,也未能幸免。林风眠没能力留住他,派人送去60块钱,让他快快离校,自寻生路。

    ■ 拿起笔,做刀枪
    1930年,李可染与著名戏曲家苏少聊的女儿苏娥结为伉俪。二人是因为都喜爱美术和京剧而走到一起的,琴瑟和谐。李可染从杭州回来后,在当地民众教育馆担任美术干事,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国人的抗日呼声一天天高涨。李可染利用在民众教育馆的条件,以画笔做武器,创作了很多抗日宣传画和漫画。“七七”事变后,他又组织了宣传队,乘牛车到村镇里宣传。当年底,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来,他义愤填膺,决心去大后方。他先到西安,再到武汉,参加了由郭沬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的工作。李可染和老同学力扬合作,在武汉和从武汉撤退的路上,创作了一大批尺幅巨大的宣传画,这些画都画在布上,用墨笔勾画,敷彩薄,是一种粗狂强劲的风格。

    ■ 金刚坡下的艺术生活
    1939年春,李可染随三厅到重庆。刚安顿下来,他就得到一个极为不幸的消息:苏娥于上海病逝。李可染是重感情的人,但在战争环境里,他只能把痛苦埋在心头,从此患了失眠和高血压症。这期间,他住在重庆郊外的金刚坡,房子靠近一间牛棚,他夜不成眠,总是听见水牛吃草和喘气的声音。他想到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觉得人也应像牛那样默默地奋斗。从此,他开始用水墨画水牛,用水彩画金刚坡周围的风景。
    1942年,李可染的一些水彩、水墨风景被徐悲鸿偶然看到,大为欣赏,他托人带信,要用自己的画换李可染的一张画。徐悲鸿这种真诚提携后进的精神,使李可染大为感动。二人从此订交。次年,国立艺专聘请李可染出任国画讲师,他觉得自己的传统功夫不够。于是下苦功钻研传统。
    在国立艺专,李可染认识了在雕刻系就读的邹佩珠,除了美术上的共同志趣,他们还都喜欢京剧,邹佩珠甚至能唱整折的老生戏。每当友人相聚,邹佩珠清唱,必是李可染拉琴。两人自然而然地相爱了。李可染以画牛出名,邹佩珠是7月7日出生,正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相应,一时传为佳话。1943年,在老校长林风眠的主持下,他们结为夫妻。
    1944年冬,为了给降生的孩子(李小可)准备生活用品,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了一次个展。徐悲鸿写了序言,老舍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评论说:“在穷苦中,偶尔能看到几幅好画,精神为之一振,比吃了一盘白斩鸡更有滋味!幸福的很,这一次入城就赶上了可染兄的画展……论画人物,可染兄的作品恐怕要算国内最伟大的一位了……可染兄的人物是创造,他说那是杜甫,那就是杜甫,他要创造出一个醉汉,就创造出一个醉汉———与杜甫一样可以不朽!”“可染兄极聪明地把西画中的人物表情法,搬运到国画里来,于是他的人物就活了。他的人物有的闭着眼睛,有的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有的挑着眉,有的歪着嘴,不管他们的眉眼是什么样子吧,他们的内心和灵魂,都由脸上钻出来,可怜的或笑着的活在纸上,永远活着!”

    ■ 拜师齐白石
    李可染最初是透过徐悲鸿熟悉齐白石的。1946年,39岁的李可染经徐悲鸿引见,拜见了86岁的齐白石。他拿画给白石老人看,老人先是坐着,看着看着就站起来问:“谁是李可染?你就是李可染吧!你的画才是真正的大写意!”从此他们成了忘年交。一次,白石老人突然问:“可染,你愿不愿意拜师?”可染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孝敬您老人家,不敢行拜师礼。”老人听了十分高兴,说:“不用你花钱,我有钱。”当天留他吃饭,举行了拜师礼。直到1957年齐白石去世,李可染相随老人整整十年,成为白石老人晚年最得意的学生。齐白石爱李可染的才华,也喜欢他的实在,无论什么事情,都愿意让他去办。事情不管多么麻烦、琐碎,李可染和夫人邹佩珠都耐心去做,并尽最大的努力做好。在他看来,齐白石是一座艺术上的高山,能为老师做一点事,是一种幸福。齐白石对李可染的艺术十分推重,曾在画上题道:“昔司马相如文章横行天下,今可染弟之书画可横行矣。”他凭着丰富的人生和艺术经验,看出李可染是继他之后大有希望的艺术家。
    李可染是个善于学习的人。从画面上看,他的山水、人物,都不像齐白石,他也极少临摹齐白石的作品。他曾多次谈过,自己一是学白石老人对艺术的真诚与勤奋,二是学齐白石的笔墨,特别是力透纸背的慢行笔画法。在拜师齐白石之前,他的水墨以勾勒和泼墨为主,行笔很快,生动有余而沉厚不足。他从白石老人的用笔悟到“慢”的方法与意义,他后来的山水画,主要从这个“慢”字上寻求笔墨的内在意蕴。李可染在山水画教学中反复讲:“线的基本原则是画的慢,留得住,每一笔要送到底,切忌飘,要控制的住。”大抵都源自对白石老人笔墨的学习。

    ■ 重新发现自然美
    李可染产生革新山水画的想法,始于1950年。他当时的口号是“深入生活”和“接受选择”,用他后来的话说,是“精读大自然”,而精读的方法唯有写生。他的写生贯穿于50至80年代,而集中于1954至1959年,先后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广东、广西、陕西诸省,每次出去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以上,都画回大量作品。最久的一次八个月,行程两万多里,得画两百余幅。为了一个好的景色,他经常徒步走数十里;每画一幅写生都要坐几小时甚至一天。在荒山野地之中,渴了喝几口凉水、饿了吃两口硬烧饼的境况是常事,有时还会遇到狂风大雨、急流险滩。为了写生,他付出了坚苦的代价。
    1954年,在北京举办了“李可染、张仃、罗铭写生画展”,引起了画界震动和争论。面对争论,李可染刻了两方印:“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并继续他的写生旅程。1959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八大城市举办题为“江山如此多娇:李可染水墨写生展”,并出版《李可染水墨写生画集》,他在山水画坛的地位开始得以确立。
    中国画论一向提倡“行万里路”“师法造化”,近代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诸位名家,都是写生高手。主张以西方写实主义改造传统绘画的徐悲鸿学派,更把写生(素描、速写)作为法宝。李可染的写生主张与这些画家的不同之处在于:
    一曰“掌握自然规律”。
    在李可染看来,自然规律就是物象的“客观特点”,如结构、纹理、光线、质量感、空间关系等,掌握它们就需要先认识它们,在做法上则需做到又看又画。而看只能得到一个模糊印象,只有写生才能真实具体的掌握它们。李可染有专门画树、画山的速写本,其中有一本题名《山的研究》的素描,画的竟都是山的照片。这种“掌握自然规律”的努力,在山水画家中是极少见的。
    二曰“要发现前人未发现的东西”。
    这是李可染常说的一句话。他认为自然真实的东西变化无穷,前人不可能穷尽它。要突破前人框框,就必须对造化有新的发现。如何才能有新的发现呢?除了认真观察之外,他特别强调“不带成见”四字。说:“抛掉成见,以为自己像是从别的星球上来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觉,就能发现过去未发现的东西。”
    三曰“从对象中挖掘新的表现方法”。
    从写生开始,他就有意识地放弃传统笔墨程式,根据对象的形质特征和真实描绘的要求,寻找新的画法。他认为,凡是不能真实表现对象、不能真切传达现代人感觉的方法就应当放弃或改造。说:“形式要和现实结合,不然就没有生命。”
    四曰“从丰富到单纯”。
    李可染画写生,最初极力追求描绘的丰富性,为了丰富,画面宁可繁、乱、脏。他比喻说,要像榨油那样,把景色的好处一点一点的榨取出来。丰富之后,再追求单纯和整体感,最后取得寓丰富于单纯的效果。
    五曰“酝酿意境和意匠经营”。
    李可染深知艺术不能一味描摹对象,因此经常强调对现实不能“愚忠”,不能把对象都画成“死的标本”。他提出“酝酿意境”,是指写生时要投入情感,做到景情结合。要“意匠经营”,则是指精心设计表现手段,精心处理构图、形象、层次、气氛、笔墨等等。大体说,李可染谈意境不免有些空泛,谈意匠经营则滔滔不绝,具体而微。

    ■ 自然美和笔墨的统一
    笔墨在传统水墨中,兼具造形和表现意趣两种功能,出色的笔墨,往往不受物形的约束,而自具形质与神韵。失去了笔墨,就失去了传统水墨画的基本特质。李可染有很好的笔墨功底,但在初期写生中,他有意识地弱化笔墨,借鉴水彩画的方法以追求描绘的真实性,后来,他又努力把笔墨融会到形似景观中去。
    1956年的写生作品,笔墨对刻画物象的从属性还很明显,到1957年,这种状况开始变化:对形的控制松动,对笔的力度、起收、刚柔变化,对墨的层次、虚实和韵致,都更重视了。但他谨守不用传统技法去套自然的原则,致力追求自然美和笔墨的统一。
    李可染的写生作品和黄宾虹的写生作品相比,可以看到李氏作品得到了更新的境界,更强的自然真实感;但论笔墨的丰富性和独立审美价值,还是黄氏更高一筹。如果拿李可染和徐悲鸿、吴作人、吴冠中等人的风景写生相比较,那么,不论在刻画对象的真实丰富感,还是笔墨的扎实、考究与创造性方面,李可染又都胜一筹。
    这样我们就看出了李可染在横向比较中的位置。在追求山水画的新意境、新感觉,以写生方式改造传统山水画的20世纪画家中,李可染的最大成功之一,是他在回归自然真实性、独得新感觉的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并丰富了水墨画的笔墨性。

    ■ 澄怀观道 东方既白
    70岁以后的李可染,艺术创作进入了更理想、更自由的时期,他在绘画上要求“神韵”,以达到“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之境。1984年,李可染题写“澄怀观道”四个字,以此作为自己半个多世纪艺术理想和人生追求的总结。“澄怀观道”一语,出自六朝山水画家宗炳。宗炳好山水、爱远游,归来之后将所见景物绘于墙壁之上,卧以游之,谓“澄怀观道”,享受骋目山水之间,心游自然之境的至美、至乐之情,曰:“抚琴动操,令众山皆响。”李可染也曾踏遍祖国的秀美山川,他通过自然来开阔心胸,丰富阅历,而胸怀和阅历又直接影响和丰富了他艺术创作的意境、格调和境界。

    ■ 胸中丘壑 笔底烟霞
    晚年的李可染,主要在室内进行创作。他说:“传统已经看遍了,山水也看遍了,画画的时候什么都不用看,白纸对青天,胸中丘壑,笔底烟霞。”
    “文革”开始后,李可染被批斗,住牛棚,而后被下放湖北省丹江口干校劳动改造,夫人邹佩珠下放河北磁县,两个儿子一个到内燃机厂当了工人,一个到内蒙插了队,女儿则远走宁夏固原的贫困农村。大约有六年时间,他不能画画。直到1972年才回到北京,受命为饭店作画。虽是画山水,也属于政治任务,在题材上多取革命圣地风光,在画法风格上小心拘谨。他一度因为用墨多,画面浓重,被批判为“黑画”,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一度罹患失语症。
    “文革”结束后,李可染重新焕发了艺术生命,许多作品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代表了他一生创作的最高水准。这些作品的风格,可以用“深秀缜密”四字概括,“深秀”即深厚、茂密而又秀润。这一特点和李可染所取山水对象的地理气候特质有关,他着重刻画南方山水的湿润、青翠,而不是北国山川的荒阔、雄峻和高远。他笔下黑色,滋润而明亮,犹如苍苍翠色,正与古人说的“高墨犹绿”相合。“缜密”指画风严整,结构紧密,李可染中年后画山水强调经营设计,因而形成缜密多于活泼的特点。其长处是深入精致,不足处是缺少机敏和灵动。
    晚年的李可染,意识到艺术创作上的自由状态是极重要的,其作画的随机因素逐步加大,笔墨的独立性也日益强化,如他在《水墨山水》上题的“晚岁信手涂抹,竟能苍劲腴润,腕底生辉。”这意味着他要进一步向从心所欲的方面转化。
    可惜上苍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1989年末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李可染因心脏病突发,一代大师猝然逝世于家中。
    回首李可染先生82年的人生旅程,我们发现,他的艺术之路的每一次演变和转折,无不与时代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在艺术上的每一步探索和革新,都贯串着传统与现代、时代与自我、继承与创新的挑战。李可染的艺术创作在20世纪所做出的种种探索和自我革新,总是与时代的脉动相呼应,体现了一名艺术家以赤诚的爱国心和强烈的使命感,回应国家和民族的召唤,为救亡图存、国家发展、民族文化复兴努力奉献着自己的力量。李可染先生辞世已经21个春秋,但他仿佛从未远离我们。相信很多人心中都闪动着这位和蔼长者的身影,为他高贵的品格和艺术精神所感动,会有更多的后学之人像他一样,为“东方既白”的祈愿而努力实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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