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过年，红烧肉是少不了的。说起红烧肉，我总结出一个普遍现象：艺术家都爱吃肉，而且是夹心厚膘的红烧肉。新春，篆刻家、书法家刘一闻招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聊起各自的嗜好。刘一闻祖籍山东，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声说话、大步行走的性情中人，我很爱听他在饭桌上讲的故事。这次他讲的故事发生在那个短缺经济年代。

    谢稚柳大家都知道，书画家、鉴赏家，青绿山水画得意境极高。“文化大革命”后期，谢先生认识了一个餐饮界的老法师，老法师姓沈，饭店里的掌门人差不多都是他的门生。老法师看到谢先生乱中求生未免灰头土脸，就经常约他去外面吃饭。有一次他们来到国际饭店，坐定，服务员趋前询菜，老沈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的姓名：“去，送到厨房里去。”

    很快，一个大师傅屁颠屁颠地跑出来了：“沈先生，你想吃点什么？”

    老沈开了三五道菜，仔细关照做法种种，末了加一句：“不要让我把菜退到厨房里啊！”

    大厨应了一声，折回厨房。很快菜上来了，老沈夹了一筷：“唔，还算对路，谢先生，你就吃吧。”几品菜色中必定有肉，或红烧，或走油，或粉蒸。

    一个海内外著名的大画家、大鉴赏家，就靠这种吃白食的方法，抚慰饥饿的胃和迟钝的味蕾。

    刘一闻还有一个老师——篆刻家方去疾。有一次拖着刘一闻来到北京路西藏路的老字号同泰祥。他们进了饭店，方先生闪进厨房打探某个师傅是否上班，果然，他熟识的师傅正好当灶，于是方先生摸出刚刚得着的稿费，叫了一碗内容丰富的三鲜汤。“那个老师傅还特别提醒我们注意碗底风光，我扒开饭一看，哈哈，碗底埋了一块肥嘟嘟的走油肉，那时的感觉真是幸福极了。”

    上世纪70年代末刚刚恢复稿酬制度后，方去疾篆刻的收费标准是每字八角，他经常靠这笔外快给爱徒补充营养。

    上海另一个书法家、篆刻家陆康跟我讲刘海粟的故事。“文化大革命”祸起，海老即遭批斗，晚上回家，陆康前去探望，只见海老若无其事地在啃一只走油蹄骨旁，桌上还搁着半杯白兰地。几个学生坐在墙角垂泪呜咽，海老烦了，挥手呵斥：“滚回去，我还没死呢！”海老对陆康说：“小康，1957年我就被批判过，当时我还有点不服气，这次来势凶猛，我只有一句话：一口平吞。”说完一饮而尽。

    还有一个画家谢之光，平生最爱喝咖啡。“文化大革命”一来，咖啡馆被横扫一空，只有南京路后面的中央商场还有一家，是点心店附设的，故而逃过一劫。八仙桌，长板凳，混在吃生煎馒头、小馄饨的顾客中，做贼似的喝一杯。

    有一次，陆康与他一起回家，谢之光摸钥匙时带出一枚硬币，叮叮当当滚走了。陆康欲俯身寻找，被老画家一把拖住：“钞票落地的声音已经让你听到了，你还想让它干什么？”但就是这样一位洒脱的艺术家，临死前想吃一块陆稿荐的酱汁肉却得不到满足。

    “文化大革命”后期江青批黑画，文艺界愁云惨雾、噤若寒蝉。南京军区开在上海的延安饭店，将一批老画家接来饭店避风头，顿顿红烧肉管饱。老画家满心欢喜，酒足饭饱后就甩开膀子大画特画，这批书画作品现在成了饭店的宝贝。

    如今刘海粟、谢稚柳、方去疾、谢之光的作品出现在拍卖会上，绝对是光芒四射的卖点，随便拍拍就是几十万。假如回到三十多年前，可以吃多少块走油肉啊？历史是不能假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