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压轴当天，买家们竞投相当活跃，不少御制工艺品被抢至超过估价数倍甚至十倍成交。其中清乾隆帝御宝题诗『太上皇帝』白玉圆玺在经过16次叫价后，由现场买家以9586万港元竞得，刷新了御制玉玺拍卖的世界纪录，同时，刷新了白玉拍卖的世界纪录。近年来皇帝玺印的拍卖价格一路飙升，背后固然与近年兴起的『皇帝热』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由皇帝玺印本身所具有的品位、文化等特点决定的。

    此玺整体呈圆柱状，顶部利用土红沁色浅浮雕双龙捧干卦图案，印面朱文篆书“太上皇帝”四字。玺四周阴刻乾隆帝《自题太上皇宝》御制诗。其顶部钮雕及四周的御制诗文字刻工流畅精细，是典型的乾隆时期的风格。这方宝玺在现藏于北故宫的《乾隆宝薮》(乾隆御玺印谱)中有明确记录。

    据北京故宫所藏《乾隆宝薮》(乾隆御玺印谱)一书记载，乾隆为太上皇帝期间，共刻制不同尺寸大小的太上皇帝御宝二十余方，这些御宝目前绝大部分仍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通观这二十几方太上皇帝御宝，可以看出此方“太上皇帝”圆玺的特别之处。专家介绍，乾隆绝大部分的太上皇帝玺都是常见的方形或长方形，圆形的印面只此一方。乾隆帝有意识地刻制这种四字呈“十”字布局的圆形小玺，始自于他的“信天主人”玺，此后每遇重大事件，往往仿此而作一二方，如“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八征耄念”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系列，此方“太上皇帝”圆玺便是该系列中的最后一方。值是关注的是，此方玺材制也很特别，其使用纯净的白玉刻制，成为乾隆通常认为的“汉白玉”。有专家认为，此玺的外在形态与乾隆的另一方“古希天子”圆玺极为相似。

    根据乾隆帝自己的记述，那方“古希天子”玺是利用一件古玉轴头的上半部分刻制的。或许，在刻制此方“太上皇帝”圆玺的过程中，乾隆帝在选择具体式样的时候有意识地参照了这一用轴头刻玺的做法，有意地配成一对。

    另外，此玺的纹饰和文字对乾隆也具有特殊含义。尤其此诗的最后两句表露出彼时乾隆帝的所思所想。在窗明几净的书房内，展卷研读宋代大儒张载著名的哲学著作《西铭》，发万物一体之微，体乾坤大道之义，默会前贤，忘记忧愁，这恐怕也是乾隆帝理想中太上皇生活的重要方面。而在此诗的自注中，乾隆特别提到他成为太上皇后，摒弃了例行地加上尊号等繁文缛节，只是“命镌太上皇帝之宝”作为自己这一重要人生转折的纪念。

    玉玺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价值连城，其大都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只有少数因为战乱流于海外。20世纪末，世界各个拍卖行的拍卖图录中皇帝玺印不时出现。尤其在2001年后，皇帝印玺在国内、国际拍卖市场中频有出现，且都有不俗的拍卖成绩。目前在市场中现身的玉玺中，康熙与乾隆两位皇帝的玉玺占了绝大多数，另外还有嘉庆与道光两位皇帝的御用玺印也偶尔出现。

    历朝皇帝在位期间都刻有或多或少的御用玺印，这些玺印材质多样，雕刻精细，并且是皇帝经常鉴赏钤用之物，因此，成为十分重要的宫廷文物。

    作为皇帝印章的印谱更是难得一见。据记载，康熙时期制作的御用宝玺数量不少，但到底制作了多少，其大小、印文、质地、钮式如何，由于档案的缺失都无从查考。《康熙御玺宝薮》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该书收录了绝大部分的康熙宝玺，成为公认的鉴定康熙御用玺印的重要依据。如曾在香港上拍的《康熙御玺宝薮》共有21页，收录了康熙皇帝119枚图玺印的钤印，悉数以朱泥盖印上，堪称康熙玉玺大全，最终以454.24万港元成交。